从主义问题到问题主义
——纪念“‘问题与主义’之争”八十九周年
问题与主义的话题也许听也听得烦了，但这里还是要不停地谈，因为问题依然存在，尽管主义仍在坚持，哲学上的方法论总引导我从概念出发，进而判断，进而推理。
问题来了：什么是“问题”，什么又是“主义”？
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，凭我是暂时无法准确定义，但尝试着用一些相类的词语，或许可以得到些启发，比如“疑惑、不解、未知”与“问题”发生着联系，“主义”则演绎为思想、主旨、观念、主张、体系、制度等等，两者看似大相径庭，但我觉得未必。
回溯到上世纪20年代初“问题与主义”之争的起源，胡适在《每周评论》（1919年7月第三十一期）上发表《多研究些问题，少谈些主义》一文之后，引发了广泛的讨论，胡适坚信“问题”是关键，至于空谈美好的主义则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，是鹦鹉留声机都能做的事。之后又有李大钊反驳性的“再论”，又有胡适申辩性的“三论”、“四论”。
现在回想起这段经过，思绪自然首先回归到当时中国和全球的时代背景，当时主义本身存在争论，而问题也不甚明了，两者各自分歧，同时又夹杂一块必须尽快更好解决，这在当时是一个必须思考的问题（也体现了文化界、知识分子对于国家的深重思考，现在想想，真是为而今所谓的知识分子汗颜），可到头来思考得并不是那么清楚，以至留下很多遗症影响着现在，尽管主义之争已基本有了结论，但未必就是胜负，如今奉行的“主义”，未见得真正深入人心，阳奉阴违算不得稀奇事，表面文章不在状态也在主义掩护下滋润得不行，上班制的公务员得过且过且过得挺好，总觉得这样的情绪与氛围潜藏着变化、动荡、不安分。
所以到而今，尤其思念胡适老先生的一番好意，其“多研究些问题，少谈些主义”的种也在国内结出要努力解决各种各样、各方各面问题的果，尤其是摆在当今中国最核心的“财富分配问题”、“人与环境、资源的问题”。
这里不妨再拿胡适先生作例，胡先生一生信仰“实用主义”（杜威主义），说到实用主义其实还是方法论：“大胆的假设，小心的求证”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“主义”，胡先生坚持的“主义”是一种对于方法与态度的执著，服务于最终解决问题，这也符合实用主义的实验与践行观点，胡适一生基本上算得一个身体力行者，尽管他自己也坦诚难免“提倡有心，创作无力”的问题，但基本上是务实的。
问题与主义之争八十九周年，建国五十九周年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时候再来看问题与主义，似乎不如当时来得猛烈与残酷，也许看到两者的和好是一种进步，问题也好，主义也罢，其实是相辅相成，问题的解决最终升华为主义，主义的坚定引领着问题的解决，无论是“问题主义到主义问题”的务实，还是“主义问题到问题主义”的积淀，两者都有着不能截然分开的必然。
消弥两者之间的鸿沟之后只剩“想”和“做”的问题，问题是“想”和“做”也不是那么统一，既然如此，何不让这场讨论继续下去，亦如生活还得继续。